1845年中進士，入工部當官，太平天國軍北伐時，許多北京一帶的工匠逃走，他被調至在北京設立臨時的巡防處作事。1854年昇作工部員外郎，1855年昇郎中，1858年昇為內閣學士同年以軍機大雚行走，次年正式昇為軍機大臣，英法聯軍之役，咸豐逃往熱河，文祥協助桂良及奕訢與各國進行交涉，其後參與了總理衙門的成立提案。1861年的辛酉政變肅順等一黨敗後，他上奏提議兩宮垂廉聽政，其後受到重用，到死前一直擔任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之職，並曾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書、吏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、大學士等職位。

他被認為是勤勉正直的一位政治人物，為官廉潔，私下生活也很僕素，在晚年十多年中對於自強運動的推行，以及與西方的外交事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他在死前不久，光緒元年(1875)上《密陈大计疏》指出：“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，未知政治，然其国中偶有动作，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，所谓谋及卿士也；付下议院议之，所谓谋及庶人也。议之可行则行，否则止，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。”认为这样的制度，清帝国“势有难行，而义可采取”。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第一次议论吸取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，改进本国的施政。[见袁伟时：中国宪政：曲折而凄惨的开篇]

1845年中進士，入工部當官，太平天國軍北伐時，許多北京一帶的工匠逃走，他被調至在北京設立臨時的巡防處作事。1854年昇作工部員外郎，1855年昇郎中，1858年昇為內閣學士同年以軍機大雚行走，次年正式昇為軍機大臣，英法聯軍之役，咸豐逃往熱河，文祥協助桂良及奕訢與各國進行交涉，其後參與了總理衙門的成立提案。1861年的辛酉政變肅順等一黨敗後，他上奏提議兩宮垂廉聽政，其後受到重用，到死前一直擔任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之職，並曾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書、吏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、大學士等職位。

他被認為是勤勉正直的一位政治人物，為官廉潔，私下生活也很僕素，在晚年十多年中對於自強運動的推行，以及與西方的外交事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他在死前不久，光緒元年(1875)上《密陈大计疏》指出：“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，未知政治，然其国中偶有动作，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，所谓谋及卿士也；付下议院议之，所谓谋及庶人也。议之可行则行，否则止，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。”认为这样的制度，清帝国“势有难行，而义可采取”。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第一次议论吸取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，改进本国的施政。[见袁伟时：中国宪政：曲折而凄惨的开篇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