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古与王明、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，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」。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1931年9月-1935年1月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。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，深受王明路线影响，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。1933年初迁到瑞金，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。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國民政府围剿中，與周恩來、共产国际軍事顧問李德組成三人團主持軍事決策。據稱博古等人過於聽從李德的的指挥，使红军伤亡惨重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。延安時期繼續出任政治局委員，兼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，與王明、周恩來在武漢為抗日宣傳做了大量貢獻。

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黨最高領導人地位，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。他是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的重要人物，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时，他當時站在紅一方面軍一边。

博古与王明、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，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」。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1931年9月-1935年1月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。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，深受王明路线影响，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。1933年初迁到瑞金，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。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國民政府围剿中，與周恩來、共产国际軍事顧問李德組成三人團主持軍事決策。據稱博古等人過於聽從李德的的指挥，使红军伤亡惨重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。延安時期繼續出任政治局委員，兼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，與王明、周恩來在武漢為抗日宣傳做了大量貢獻。

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黨最高領導人地位，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。他是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的重要人物，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时，他當時站在紅一方面軍一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