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魏末年的史官崔鴻私下撰寫《十六國春秋》，成書後共一百卷，“五胡十六國”之名因《十六國春秋》一書而得名。《十六国春秋》突破既往传统，将各国国书改名为“录”，各国帝纪改名曰“传”，“不附正朔，自相君长”，记錄各国史事时，係以各自之年号。各国国主之事迹，則按正史本纪之体例，摒弃漢民族之“贵中华而贱夷狄”偏見。又有序例、表、赞，体例完备。刘知几評價，“（崔鸿）考核众家，辨其异同，除烦补阙，错综纲纪，易其国书曰录，主纪曰传，都谓之《十六国春秋》，……由是伪史宣布，大行于时”。

《十六國春秋》最大缺點是記時有誤、人物混淆，“多有違謬”，如“天興二年，姚興改號鴻始，而鴻以為改在元年；明元永興二年，慕容超禽于廣固，鴻又以為在元年；太常二年，姚泓敗于長安，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。如此之失，多不考正。”。

北魏末年的史官崔鴻私下撰寫《十六國春秋》，成書後共一百卷，“五胡十六國”之名因《十六國春秋》一書而得名。《十六国春秋》突破既往传统，将各国国书改名为“录”，各国帝纪改名曰“传”，“不附正朔，自相君长”，记錄各国史事时，係以各自之年号。各国国主之事迹，則按正史本纪之体例，摒弃漢民族之“贵中华而贱夷狄”偏見。又有序例、表、赞，体例完备。刘知几評價，“（崔鸿）考核众家，辨其异同，除烦补阙，错综纲纪，易其国书曰录，主纪曰传，都谓之《十六国春秋》，……由是伪史宣布，大行于时”。

《十六國春秋》最大缺點是記時有誤、人物混淆，“多有違謬”，如“天興二年，姚興改號鴻始，而鴻以為改在元年；明元永興二年，慕容超禽于廣固，鴻又以為在元年；太常二年，姚泓敗于長安，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。如此之失，多不考正。”。